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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修改的最新亮点及其法理解读

公司应兼顾股东权利及社会责任

　　在现代公司法的发展中，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立法和司法实践日益强调公司的社会责任。所谓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以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为惟一目标，而应适度考虑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各种社会利益，具体包括社会公众利益、职工利益、债权人利益、消费者利益、竞争者利益、生态环境利益、弱者权益等。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公司自身以及公司股东利益目标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强化，这种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恶性竞争的方式外化为公司或者公司股东利益对社会公众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非法侵蚀，损害了市场、法治和环境秩序，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是基于克服公司过度维护自身和股东利益目标的局限性，本次修改后的《公司法》第五条明确引进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虽然这里仅原则性地提出了“承担社会责任”的要求，但是它为我国公司法立法关注公司社会责任问题奠定了基础，也为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受理有关挑战公司社会责任的种种行为确立了原则性法律依据。

公司基本信息透明：工商登记信息公开的法定化

　　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法制经验来看，公司登记信息的公开化已经成为一项普遍的规则。在《公司法》修改以前，我国工商登记管理体制已基本确立了企业工商登记信息面向社会公开的制度，如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登记程序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企业登记机关应当建立企业登记簿，供社会查阅。企业登记材料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企业登记机关不得对外公开。”但是这里的规定，限定了可查阅的企业登记信息仅为“企业登记簿”的范围；模糊地规定了“社会查阅”，不利于真正面向社会大众公开；还针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问题而设定了例外规定，不利于登记信息的真正公开化。

　　本次《公司法》修改，不仅将公司基本信息透明的立法层次提升到法律层面上，而且其规则的设计也更具合理性和科学性。修改后的《公司法》第六条规定：“公众可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查询公司登记事项，公司登记机关应当提供查询服务。”该规定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查询的主体是公众，而不是某些特定的机构或者个人；其二，查询信息的范围没有特别限制，而是所有公司登记事项，未给登记事项设定查询例外；其三，强化了工商登记机关提供查询服务的法定义务性，立法明确要求公司登记机关提供查询服务。

　　修改后的《公司法》所建立的新的信息公开制度将有助于公司诚信地披露信息，并为对方作出交易决策奠定基础，有助于市场主体交易信息的对称，有助于理性、公正、公平交易秩序的维护和发展。

取消公司对外投资的限制

　　修改前的《公司法》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

　　修改后的《公司法》对原来的规定作了实质性的修改：首先，放宽了对外投资对象。法律明确肯定了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而且没有明确“其他企业”的具体类型（修改前的规定则仅仅限于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其次，未对投资比例设定约束。修改后的《公司法》没有提出任何投资比例的要求。再次，对投资企业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作出了例外性规定。修改前的《公司法》规定，对外投资应该以其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但是本次修改后的规则有一例外的情形，即“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种例外为某些特殊企业以及特殊行业投资的发展留下了空间。

强化对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机制

　　近年来，国内公司治理的腐败、低效率问题以及其他各种弊端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本次《公司法》的修改，试图通过强化公司管理层责任机制来促进治理规则真正落实到公司治理实践中去。

　　修改后的《公司法》一方面通过第十一条拓展了公司章程约束管理层的范围，即不仅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有约束力，而且对经理以外的高级管理人员也有约束力；另一方面，还通过第一百五十条还构建了管理层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执行公司职务的民事赔偿责任机制，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民事赔偿责任机制不仅有助于约束管理层尽职尽责，而且有助于补偿公司遭受的损失，以维护公司的权益，尤其是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为公司对外担保构建合理、科学的约束机制

　　公司为股东担保问题，是近几年来社会各界尤其是金融界高度关注的公司法与担保法交叉的焦点法律问题。金融界多年来一直呼吁通过立法方式修正《公司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担保法》的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因为这关系到银行机构众多债权的安全性。本次《公司法》修改彻底推翻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修改前的《公司法》第六十条作出的司法解释。

　　修改前的《公司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2000年12月13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则进一步细化了前述规定。

　　修改后的《公司法》第十六条不仅为公司对外担保作了明确肯定，而且为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构建了合理的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本次修改肯定了公司可以对外担保，而且对外担保的对象没有特别的限制。修改后的《公司法》没有限定担保对象，仅仅提及“公司向其他企业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这意味着被担保人可以是其他企业（无论是否为母公司或自然人股东），也可以是其他自然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其次，强调了公司对外担保的法定程序与机制，以防止公司滥用对外担保而导致损害中小股东权益。要求公司对外担保应经过适当的程序，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再次，公司对外担保应该遵守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能超越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关限额的规定。此外，本次修改还特别构建了公司对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担保的回避决议机制。公司为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而且决议中接受担保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不能参加表决，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很显然，上述机制不仅使得公司对外担保得到了合法化的肯定，而且对有关担保的公司章程约束、股东表决等问题作了比较妥善的规范，既防范了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操纵公司损害少数股东权益，也为公司资源的最优化利用以及兼顾股东利益提供了合理的可操作性机制。

确立了滥用股东权责任追究与法人面纱揭开机制

　　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责任限于出资，是传统公司法的基本原则。然而，法人人格独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滥用股东权，从事各种损害公司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一些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实际控制公司的人，利用关联交易“掏空”公司，将上市公司变为大股东“提款机”的现象时有发生，侵害了公司、公司中小股东和银行等债权人的利益，也给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潜在的风险。

　　修改后的《公司法》第二十条确立了股东责任追究和法人面纱揭开机制。首先，该机制从正面要求股东不得滥用权利，即不得滥用股东权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不得利用法人人格独立和有限责任规则损害债权人利益。其次，确立了股东滥用股东权的民事赔偿机制，即滥用股东权导致公司或者其他股东损失的，应该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再次，构建股东滥用股东权逃避债务的连带责任机制。鉴于公司法人责任独立以及股东有限责任是传统公司法的核心原则，对该原则设计例外的规则，必须有严格的限定，否则可能导致公司责任独立及股东责任限制规则的衰微。修改后的《公司法》规定在以下条件下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1）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2）逃避债务；（3）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此外，修改后的《公司法》还从关联人约束角度，进一步强化了股东以及关联人滥用权利的责任机制，即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该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降低并灵活化对公司注册资本的要求

　　公司资本金一直是我国公司法制重点关注的内容，也是我国公司制度强调准入监管的重要表现。但是实践表明，尽管有较高的公司实有资本金标准，但并没有完全达到立法者的预期目标，即公司诚信地履行权利和承担义务，相反，虚假出资或者出资后抽逃出资的现象却并不罕见。较高注册资本金的门槛，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敢于虚假出资者违法，但阻却了诚信经营而仅有较小规模资金者利用公司载体发展的机会。

　　修改前的《公司法》对公司注册资本金确立了较高的标准，修改后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金问题均放宽了要求，具体表现在：（1）大大放宽了公司资本的准入门槛；（2）修正实缴资本制，构建灵活的授权资本制。

　　灵活化的资本制度，不仅有助于增加投资者的机会，而且有助于吸收和鼓励民间资本以公司的运营方式进入市场；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满足了市场主体对灵活性、自主性的基本需求，从而有利于公司诚信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在平等基础上构建合理的竞争和准入机制，从而使得有更多的市场主体通过公司路径进入市场，参与公平的市场竞争，促进市场健康发育和协调发展。

强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利的保障机制

　　股东权利，特别是中小股东权利的保护问题，是我国公司法律实践中令人们感到困惑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部分上市公司通过虚假信息诱惑少数股东投资，给中小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危及了民众对资本市场的基本信任。修改前的《公司法》虽然也有诸多有关股东权利的维护规则，但是保障机制缺失比较严重。本次《公司法》修改对强化股东权保护问题给予了较大的关注，修改后的文本有了显著的变化。

　　本次修改后的《公司法》从以下几方面强化了公司股东权，尤其是中小股东权利的保障：其一，细化股东知情权规则，明确股东可查阅的信息范围。其二，对公司股东查阅会计账簿问题给予特别规范，并有司法保障机制。其三，强化了股东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权利。其四，建立股东退股保护机制。其五，确立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提案权。其六，确立股东起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机制。

公司股东人数限制的突破

　　修改前的《公司法》对股东人数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有限责任公司，须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二是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五人以上为发起人，其中须有过半数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可以少于五人，但应当采取募集设立方式）。

　　本次《公司法》修改对前述限制均给予了突破，尤其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化，大大体现了本次《公司法》修改的前瞻性。修改后的《公司法》在规范一人有限公司的同时，为其潜在的负面效应设计了必要的阻却机制：注册资本要求更高；投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数目有限；必须披露独资性质；强调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决定的书面化，以规范一人公司的内控与管理；要求建立年度审计机制；有限责任的例外机制
         二、主要修改条文及解读

   关作琴老师认为：“我国正在形成一整套促进企业诚信经营的法律法规体系，但“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是有的，如何在公司经营中贯彻会计法，应该是未来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

    由此可见，在新公司法的刺激下将会有一大批满怀创业梦想的人，投身自己的筑梦之路，然而在此领域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还是需要注意到创业之路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风险，尤其是在公司经营中依法守法，贯彻执行会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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